我初次同理查德·尼克松见面，就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位曾经登上权力顶峰的人物。他态度直率，目光坚定，谈吐自信，步履从容，显然很自律。从看见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看出，尼克松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伟人气质的领袖。
根据他自己所下的定义，伟大的领导人应该高瞻远瞩，以便激励他自己，使他能够领导国家前进，无论是为了善还是恶。他以马基雅维里式的口吻说，人民对伟大的领袖既爱又恨；对他的态度也不外乎此。他的力量和远见卓识，他的说服能力、感染力和鼓动能力，他对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，都使他既有忠实的追随者，也有死敌。这两种人尼克松都有。尼克松关于伟大领导人的思想，是在他多年运用权力，观察他人如何行使权力，并考察其效果的过程中形成的。历史或许会将伟大赋予理查德·尼克松，但是尼克松却要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去追求伟大。
尼克松关于领导人的思想论述得十分精辟，这些见解不仅代表了他的看法，而且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。总统、哲学家、人，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。尼克松提出了伟大领导人的条件，他也身体力行，努力达到这些条件。在《领导者》一书中，尼克松列举了6位他认为堪称伟大领导人的外国政治家：温斯顿·丘吉尔、夏尔·戴高乐、日本首相吉田茂、西德总理阿登纳、尼基塔·赫鲁晓夫、中国总理周恩来。他们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们在建设国家、拯救国家，或者推动世界前进的过程中，以其独特方式发挥了持久而重要的作用。他们与尼克松是同时代人；他认识并熟悉他们，因而在衡量自己时就有了活生生的标准。他将他本人关于领导的观点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，期望公众和历史合乎逻辑地将他也视为伟大领导人之一。也许他是维护这些人的最后一位最好的见证人。
然而，在评价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美国总统时，他却不太宽宏大量。他按照自己的经验和历史观，当然还有他的偏见，来评判其他总统的功过是非。在尼克松看来，真正伟大的美国总统屈指可数：华盛顿、杰佛逊、林肯、西奥多·罗斯福、伍德罗·威尔逊、富兰克林·罗斯福，不用说还有尼克松自己。这些人符合伟大领导人的标准：伟大国家的伟大人物，经历并指导了伟大的事件。他将自己置于伟人的名单之中，与其说出于其坚定的历史修正观，不如说他确信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。这种观点影响到他对其前后总统们的看法，这不仅代表了他的抽象认识，而且反映了他本人的历史抱负。
1991年2月18日，他递给我《纽约时报》上一篇关于总统日（指美国总统华盛顿和林肯的出生纪念日，为多数州的法定假日，在每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——译者注）的重要评论文章，文章中没有提到他是20世纪的伟大总统之一。他冷冷地说：“嗯，他们拿这篇评论寻开心。”他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，使他有些恼怒并感到遗憾，也使他对其他所有美国总统——无论是列入这个名单的，还是像他一样被排除在外的——都投以批评的目光。
尼克松微笑着说：“威尔逊在成为政治家之前是位学者。”显然是把威尔逊和他自己相提并论，他是一个思想家，也是一个行动家，至少在他第一任总统期间如此。但后来他变成仅仅是一个思想家，这就是国联失败的原因。他取得过辉煌的胜利，也经历过惨痛的失败，这是伟大领导人的特征。他唯一的不足之处，在于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未能充分认识到应该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。不加约束的理想主义是软弱无力的。”
“你也清楚，林肯总是遭到压抑，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有辉煌的成功，也有惨痛的失败。我知道当总统是何等的艰难不易，要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不会被打翻在地。”他紧握拳头说。
尼克松把自己看作思想家和行动家，一个如同威尔逊那样的人物。他用这个高标准衡量其他的总统，并常常批评他们没能像他那样达到这个高标准。
“富兰克林·罗斯福是一位巨人。”他在1992年9月26日说。当时离总统大选只有几个星期，尼克松正关注着克林顿提出的计划，即通过集中管理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，以加强政府的作用。由此引发了他对罗斯福的一番评论。他说：“他的所作所为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，尽管那些措施不是临时性的，像他最初设想的那样；他还使世界摆脱了法西斯的魔掌。这一切使他永远成为伟大的领袖。‘新政’确实打开了索要权利和政府救济的闸门，但是我认为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即使任何其他人处于这个位置，也不得不如此。”
“此外，特迪·罗斯福（罗斯福的昵称——译者注）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人。他在肉体上、精神上、感情上都无所畏惧。他知道何时运用实用主义去实现理想主义的目标。像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伯特·拉·福莱特那样的死硬派，抨击他以牺牲原则为代价，换取国会批准他的计划。罗斯福反唇相讥，称拉·福莱特是个不懂得妥协让步，只知蛊惑人心的政客。罗斯福事事都干得出色、漂亮，他由此而成为名垂千秋的伟大领袖。”
尼克松对其同时代人进行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分析。1992年10月27日，因总统竞选的政治活动，尼克松再次感到兴奋和激动，遂对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继任者进行了一番评论。
“杜鲁门是个强硬的狗杂种。他从来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，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。他具有我在一个总统身上所能看到的某种最出色的直觉。当代多数总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，是信息量太大，建议太多，对问题的分析太细致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也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。而杜鲁门则不然。杜鲁门总是凭借他那出色的直觉行事，万无一失。你知道，罗斯福去世的时候，他处于一种几乎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政治地位。接任总统已经是够难的了，但他还得应付冷战初期的种种挑战——那是历史赋予他的最高使命。杜鲁门应付裕如。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。”
“我知道布什也在读这部传记，并把自己与杜鲁门作比较。那可错了。在政治方面两人有相同之处，但在个性方面却截然不同。杜鲁门是个杰出人物。他们两人都是因偶然事件而成为总统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布什得益于曾经担任副总统，得益于里根的余辉，杜鲁门则是因为前总统的去世。两人的唯一的相似之处，是他们都曾在幕后奋战，但杜鲁门是钢铁铸成的人，布什则不是。”
我问：“你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造成的吗？”
“嗯，”他犹豫地说，“我想是的。当你像布什那样出身豪门时，你无须竭尽心力去干。而如果你像杜鲁门那样出身卑微，你就不得不为每项所获而奋斗。”
“艾森豪威尔是个很有趣的人。”1991年2月27日，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交谈中，尼克松第一次对我评论了艾森豪威尔，“在社交活动中他富有魅力，热情洋溢。但他又是头犟驴。他必须领导盟军在欧洲获胜。他是个倔强的狗杂种。1960年，直到他万般无奈时，他才认可了我。这对我的竞选活动简直是灾难性的，因为大家都热爱艾森豪威尔，而我那时正在同肯尼迪进行一场不相上下的竞选。是的，我猜他是在维护他自己，但这种做法实在不是最忠诚的。”这时一束光线射入他的办公室，照在他的脸上。他站起来，拉下百叶窗，然后继续谈他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。
“约翰逊很强硬，很强硬，很强硬。”1991年5月23日，尼克松斩钉截铁地说。他当时正在撰写关于美国领导人的第9部书《只争朝夕》，在请我核阅有关美国卷入越南战争部分后，他直率地对约翰逊作了一番评论，“他是个爱国者，但也是个工于心计的家伙。要知道，并不是有很多人了解，为了阻挠我1968年的竞选，他使用了人们总是批评我使用的把戏，让人将窃听器安装在副总统候选人斯皮罗·阿格纽的飞机上。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·胡佛后来告诉我，约翰逊在我的飞机上也装了窃听器。你相信吗？”
“他捍卫民权，这是他的一大功绩。但他在美国扩大福利的做法是不可饶恕的。他所说的那些关于实现‘伟大社会’的废话，只不过是花钱的借口，以便把钱投入所有的项目，包括他提出的那些新项目，以满足他那些自由主义的支持者。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约翰逊是个真诚信仰自由主义的人。但他所做的多数事情，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。约翰逊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。他曾经告诉我：‘人们支持你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你。只有当你能够为他或者对他做些什么有用的事情，你才能够得到他的支持。’他在生活中一直遵循着这个信条。”
“他下台后爱发牢骚，愤世嫉俗，也很固执。我想这是在情理之中的，但约翰逊对历史将如何描绘他过于敏感，以致在离任时完全崩溃了。约翰逊为人不怎么样，但他凭胆识决断，尽力而为。”
摘自《不在案的记录》（美）莫妮卡·克劳莉 著
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
定价：18．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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